本研究是關於傳統領域位在花蓮Karowa的阿美族人，在重返傳統領域的運動路途上，如何以身體實踐與政治途徑體現其傳統領域權觀，而對既有與傳統領域權相關的邊界進行抹除重寫。本研究架構分為三個部分；首先，以Karowa族人的傳統領域權觀與實踐為核心，而發展出研究者本身的實踐與研究方法；第二，為了看見傳統領域權的存在、並使本研究論述保持開放，而採用相關理論基礎；第三，則是耙梳台灣原住民族傳統領域權所鑲嵌的社會脈絡，並藉由澳洲南部的案例作為反思。本研究發現，糖業經濟與殖民主義的結合，使糖業經濟資本的掌權者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以其偏好的經濟目的、知識論、美學、符號，於Karowa阿美族的傳統領域反覆銘刻不同的地景，甚至在〈原住民族基本法〉施行之後，台糖公司仍先後以造林地、平地森林園區等形式，持續建構「殖民者來到前無人所有」、「原住民不存在」、「物化原住民」式的地景，並持續銘刻這個地方歸國家所有、非屬原住民族所有的領域權邊界。Karowa阿美族人等案例的傳統領域權運動說明了，「部落繪圖」行動確實是台灣原住民族土地權運動極為重要的分水嶺，2005年〈原住民族基本法〉的施行，則更進一步於法制層面認可了空間權利重整的可能性，此鼓舞了部落試圖在新的傳統領域權條件下，推動權力結構的轉變。遺憾的是，台灣原住民族的土地文化缺少成為「社會文化」（societal cultures）的機會，目前僅由法制來源──〈原住民族基本法〉──支撐其權利正當性的面向，然土地文化當前於日常生活的社會實踐，因土地權與自治權的付之闕如而無從落實，使土地權利核心的鑲嵌之處成為虛空，進而使原住民族在現實充滿政治的空間霸權結構中操演〈原住民族基本法〉時備受挫折。我們在南澳對傳統領域權的解決方式中發現，全面性於結構面、行政、立法、憲法等面向的傳統領域權解決方式，同時將解決過程視為原住民族自治的實踐，是目前於台灣的協商過程中最付之闕如的基礎。本研究主張，空間解殖需要同時於法令、行政、教育、文化符號、日常生活等層面發展抹除重寫工具，法律的改革並非推進原住民傳統領域權邊界的唯一途徑，必須將傳統領域權協商的訴求擴大到傳統領域權之外，與該個案直接相關的長期目標，才能有利於傳統領域權邊界的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