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
本論文處理達悟社會的老人照護關係之界限，在於描述照顧者與被照顧者的關係，我將此種關係稱為「照護界限」，這種概念並非達悟人的用法，只是藉此釐清達悟社會現今的老人照顧現象，並為跨文化護理的介入尋找立足點。 關於達悟族人的健康概念，過去文獻多提到達悟人的亡靈anito概念是反映其對疾病與死亡的想像；近年因居家護理的引進，以及張淑蘭小姐（2001）《面對惡靈》紀錄片的播放，當地的老人照護議題才受到關注，片中呈現的老人獨居現象尤其受矚目，觀影者甚至會因此以為達悟的老人有自我犧牲或認命的生命態度，因為當地蘭嶼居家關懷協會(簡稱「協會」)對老人所從事的居家服務是被當地視為禁忌的行為，更因此遭到老人及家屬的反對。而我以護理人類學的民族誌方法，親身參與協會的志工組織，將其在服務老人過程中遭遇的阻力視為達悟社會的照護界限，藉此說明專業的居家護理與達悟人對「照護」及「安適」的認定是有著不同的標準，除了造成雙方的觀點衝突，相對也創造了彼此之間的調和。 在照護與文化的連結下，藉由達悟社會親屬關係來說明本論文的主要問題「誰需照顧誰」的照護關係。在照護關係的基礎上，我從達悟人的家屋概念說明老人獨居並非達悟人的理想居住形式，而是世代關係變遷與人口外移所造成；另一方面，從親子的交換關係來看，達悟老人面對老化的態度，並不完全能用認命或自我犧牲的觀點來解釋，因為要說明照顧者與被照顧者之間的關係，尚要配合達悟社會的靈界觀、照護與繼承的機制、對老化的態度、語言表達的習慣及個別老人的生命歷程等條件，這些都使照護關係的詮釋有著不確定的性質，甚至賦予可正可反的變動性。 關於照護關係的分析，我以Barth的社會界限理論處理照護對象的關係範圍，並描述關係的邊界及其變動方式，最後整理為論文的主要論述：達悟人的社會關係是以親子、配偶為主，除非老人沒有這類親屬時才會讓其他親友參與，此範圍界限具有「排他性」與「填補」之性質，其同時表現在達悟人對照護與安適的概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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