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的女性作家處於文學界的邊緣地帶,文學史上也少有提及。出生於1900年代後的女性,接受了新式教育,她們走在傳統走向現代(morden)的路上,從小腳走向自然足,從私領域走向公領域。受到教育普及、思想開放的影響,葉陶、辜顏碧霞、張碧淵、楊千鶴和黃寶桃都將自己的身體、聲音─作品─展現在報刊雜誌中,張碧淵於1934年發表小說〈羅曼史〉,展現了文學的鋒芒;黃寶桃於1935年發表第一篇短篇小說〈人生〉,以犀利的筆鋒亮相,同年,葉陶在《臺灣新聞》發表第一部短篇小說〈病兒〉,書寫母親看見孩兒因病受苦,加上家中無錢就醫的無奈心情;1941年楊千鶴發表〈哭婆〉,得到池田敏雄的稱讚;1942年,辜顏碧霞自行出版《流》,成為戰前唯一一部女性發行的長篇小說。由此可知,戰前女性作家是真實存在,也可以透過作品,讀出她們所透露的「聲音」,並可了解她們在現實世界、文學作品中的自我展現。
本論文以葉陶、辜顏碧霞、張碧淵、楊千鶴和黃寶桃為討論對象,並與文獻資料相互對照,討論五位女作家在歷史的定位,從葉陶到楊千鶴,可以看出日治時期女性從傳統、維新的過渡,走向摩登的的過程,她們從女學生轉換不同身分時,如何穿梭於不同領域,如何用作品說出自己的聲音,並且在父權、殖民、國族的三重支配下,如何展現女性主體與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