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漢人入墾前高雄市文化活動即已相當活躍。將文獻資料與考古遺址作比對，發現平埔族馬卡道族與金屬器蔦松文化清水岩類型位置極為接近，且生活器具相似，由此可知兩者關係密切。由於平埔族已知簡易的農耕，故其聚落所在及其附近地區即有初步之開墾。
漢人大規模入墾高雄市的時間至遲在鄭治時期，而今日高雄市楠梓區右昌、後勁地區、左營區舊城、前鎮區即為當時屯墾聚落所在。因此透過右昌最古老之地方公廟---元帥廟的研究，除見證這段歷史之外，亦可得知，清領初期因遷台政策使得臺灣一度人去業荒，因此來台漢人拓墾將選擇荷蘭、鄭氏時期在高雄市開發地為其發展基礎。而左營興隆莊因已有初步開發再加上具有海防優勢，因而成為鳳山縣治所在；人民則因官府可提供安全保障乃聚居於左營附近，其西北方右昌聚落即因位於鳳山縣城至府城必經路上而擴大；日後隨著水利設施的修築，農產品產量大增，除可供交易外，也提高人口撫養力，而經濟活動的發達帶動市街的產生，由廟中「嚴禁惡丐搶索橫行碑」可知當時右昌市街之盛況。
相較於右昌地區之發展與鄭氏屯墾、地近縣城等官方力量密切相關，鄭氏治台晚期出現之旗津聚落，則是因打狗港之優越條件促成人群主動聚居；此由旗津天后宮---高雄市第一間天后宮之沿革及廟中古文物可知，高雄市西南海岸盛產烏魚，因此自明代中葉即吸引中國漁民至旗津搭簡易草寮從事捕魚；此外，打狗港向為移民進出鳳山縣之孔道，且亦為鳳山縣物產輸出港，人來人往，使旗津聚落規模逐漸擴大。
隨著大高雄地區的開發，今日高雄縣及屏東平原成為清領時期鳳山縣之穀倉，而高雄縣鳳山市即因其位於下淡水溪東西側陸路交通網絡之中心，在康熙晚期乃成為鳳山縣最大市街，商賈及人群乃往此區域集中。相對於此，高雄市左營區卻因鳳山縣全面開發而日漸偏離區域中心，昔日海防優勢反成為僻處海隅的缺點；後又歷經朱一貴及林爽文事件雙重打擊而殘破不堪，因而鳳山縣治於乾隆53年遷至鳳山市。
由於農業生產有賴當地水利灌溉系統，由統計資料可知，高雄市內左營、小港、苓雅區水利設施最多，而楠梓、左營、鼓山和小港區則是新興聚落及街市最多，由此可知水利設施與聚落發展有相輔相成的關係，也可看出清領中期時，高雄市發展重心已漸往東南方移動。而五塊厝地區公廟---關帝廟正位於鳳山新城西門出海必經之路上，因此，當地及縣城之商家多虔誠供奉關帝以求生意順利，此由關帝廟之捐提名單可窺知一二。
打狗開港後往來貿易之頻繁帶動了港區的發展，也為高雄市發展帶來新的契機。例如清初即已開發之旗津區於此時再度受到重視，外國商人及傳教士均由旗津進入高雄市，而台灣第一間基督教長老教會---馬雅各教會則是興建於旗津，除了佈道外，亦傳入西方醫療技術及思想文化；而洋行林立，促成街貌的改變，但因旗津無法容納如此蓬勃之商務，因此對岸之哨船頭乃取代旗津成為另一新興商業區，英國領事館即興建於哨船頭山上，海關稅務司則建於山下濱海處。然當時清廷侷限於其防務觀念而不重視商務，對於砲台修築甚為積極，因此今日在港區仍可見到哨船頭雄鎮北門砲台及旗津砲台，而港區商務建設僅在洋商要求下修築燈塔以供照明，甚至於中法戰爭時主動沉石於港以封閉港道，避免敵人入侵。因此高雄港直至日治時期重新疏濬整修過後，方得以成為國際貿易商港。打狗開港除了使大高雄區域發展重心重返高雄市外，亦造成新興社會階層的出現。本為負責替洋商交涉之買辦，因掌握時機，進而成為富甲一方之大商人，如陳福謙及陳中和等人即是。今日由陳中和紀念館及墓園之規模與相關文物，實不難想像當時其生活之情景。
綜上所述，高雄市早期發展重心在西北方，而鄭治時期及清治初期政治中心左營區之所以日後未能成為現代高雄市發展之基礎，最主要原因是其沒有交通與商業的都市能力，因此為高雄縣鳳山市及高雄港區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