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來的歲月流轉，這個背影，不僅歷經白色恐怖受難家族的政治創傷，更在一次次承受1950年代前後的族群歧視衝擊下，迷失了靈魂歸屬。
回到1952年9月9號，一通來自台灣省保安司令部的電話，通知當時的吳鳳鄉長高一生、山地指導員湯守仁、嘉義縣警察汪清山、樂野村長武義德、達邦村長方義仲，還包括杜銘哲的父親、時任衛生所主任兼「新美農場」場長杜孝生等人，立刻「下山開會」，卻從此，改變了他們的人生。下車後，他們立即被捕偵訊，經過層層審理，政府當局在1954年，以「意圖顛覆政府」罪名，判處多位鄒族及泰雅族領袖死刑，而這起名為「湯守仁等叛亂及貪污案」的審判中，身為高一生同母異父的弟弟杜孝生，雖以侵占公有財物等「貪污罪」，處以17年有期徒刑，但逃過死劫後的杜孝生，出獄後即被沒收山上所有財產，更因為貪污罪名，使他再也無法立足部落。
杜孝生既受政治牽連，卻又不被定義為政治犯，讓杜家多年來，始終被當年狹隘的補償條例，拒於門外。不過就在杜家抱以絕望之際，等待多年的促轉條例，2017年三讀通過，其中不再限制以特定形式罪名，只要緊扣威權時期下，違反公平審判原則，跟侵害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兩要件，便有機會撤銷罪名。
促轉條例的立法通過，之所以背負眾人期待，是因為從條文中，它擴大檢視威權時期下的司法不法案件，從中理解在當時的威權體制下，也是有可能透過非政治犯，達到實質的政治影響。眼看父親案件得以平反的可能曙光再現，杜銘哲再次透過律師，將「杜孝生案」送交促轉會審理，期待的，不僅是將司法上的罪名從根拔除，更希望國家能正視歷史傷痕，幫助家屬在真相裡，得到和解與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