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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邱坤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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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原籍瑞士的布素曼修女（Sr. Martinella Bussmann）病逝，教友、志工及民眾齊聚台東市馬蘭聖若瑟天主堂，為她舉行告別式，許多人淚流滿面，不捨她的離世。布素曼修女是在一九六三年來台，從此與台東結下不解之緣。她長期在關山聖十字架醫院為病患做醫療服務，也深入山區，默默照顧弱勢族群，並定期到台東泰源監獄從事牧靈工作。七十五歲的人生，布素曼修女有四十七年是在台東度過，直到生命終了。
在台的天主教、基督教宣教史或社會福利、醫療史上，像布素曼修女例子並非絕無僅有。台灣歷史不同時空的大城小鎮與窮鄉僻壤，皆不乏外籍宣教士留下行蹤。從廣為人知的馬雅各、甘為霖、馬偕或蘭大衛夫婦…，到去年過世的「喜憨兒之父」葉由根神父，及前述布素曼修女，外籍人士為台灣奉獻一生的故事不勝枚舉。
從近代歷史觀察，天主教、基督教在東亞的宣教史，幾乎與西方帝國海外殖民歷史同步展開，至遲十七世紀就有宣教士隨西方船艦來到台灣及附近海域，興建教堂、傳播「福音」，當時許多橫行東亞海域的海盜（如鄭芝龍）都成為天主教徒。宣教士宣揚基督教義，也帶來包括醫療、教育、人權觀念在內的西方近代文明，對台灣社會具有啟蒙作用。相對地，在基督信仰中心論底下，原住民的祖靈信仰，或漢人社會的祖先與神祇崇拜，都被視為愚昧無知的迷信與陋俗，台灣各族群的傳統文化與價值觀受到衝擊，民族自信心也難免受到影響。
台灣的宣教史雖未曾像中國、日本一樣，發生過重大教案或民教衝突，若從台灣本土立場來看天主教、基督教的宣教過程，仍讓人五味雜陳。在基督文化已成為台灣本土文化重要環節，信仰自由與國際交流也成為普世價值的當下，許多外籍傳教士、醫師或教育、社會工作者，因為信仰的堅持，從其母國千里迢迢地來到台灣宣教，有的創設醫院，有的興辦學校，從事藝術教育或創立藝文團體。他們長期貼近台灣土地與人民，能操流利的國語、台語（包括客語或原住民語言），不少人甚至終老台灣。他們的事蹟在多元多變、擾攘不安的今日台灣，不啻是最感動人心的故事，也是激發社會向上的一股力量。
前不久來自蘇格蘭的音樂創作者羅賓戴爾（Robin Dale），呼籲政府應為許多貢獻卓著的外籍醫生、傳教士設立文物館，以免他們的事蹟湮滅不彰。羅賓戴爾強調其祖父、父親都曾長期在台灣行醫，他繼父祖的腳步，留在台灣，也希望台灣人不要遺忘他們。
其實，台灣是個知足感恩的社會，對於外籍人士的付出銘感五內，有些縣市（如台中縣）早已委託專家進行境內外籍人士的田野調查，並出版套書；亦有民間非營利組織（如財團法人台灣公益組織教育基金會）設置數位紀念館，保留外籍人士的台灣行腳。幾年前埔里基督教醫院曾利用舊的小教堂建築空間，作為「偏遠醫療宣教歷史見證文化館」，展示埔里基督教醫院的歷史與南投縣內偏遠醫療概況。
與虛擬的數位紀念館或地方小型文化館相較，整合資源、成立位階較高的外籍人士文物館，更能藉建築空間環境與專業的文物典藏、展示規畫，發揮展示主體的象徵意義與社教功能，彰顯外籍人士的貢獻。但成立文物館並不容易，需要足夠的人力物力，以及永續經營的發展策略與營運計畫。前述埔里基督教文化館就因資源不足，展示內容及營運功能受到限制。
成立外籍人士文物館計畫是否可行，政府單位可仔細評估，相關的軟硬體規畫，包括組織定位、建築空間、展示對象與主題、典藏內容、營運機制及人力配置、財務分析都須一併思考，俾能更清楚文物館計畫能否具體落實，如果確實可行，便可積極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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