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起源

關於卡那卡那富族（Kanakanavu）的族群起源，現在所知甚少，目前主要有兩種看法：
一是西來說，一說卡那卡那富人的祖先原本住在嘉南平原。後來因平原上的野獸被獵得越來越少，為了追捕野獸或是受到平埔族或漢族的壓迫，他們就漸漸地往山區遷移，最後來到了楠梓仙溪上游一帶建立部落。（余瑞明主編，1997）

一是東來說，卡那卡那富人與拉阿魯哇人（Hla’alua）過去一起同住在natsunga（日本時代屬於臺東廳管轄區，在內本鹿社之東）。後來遭遇了大洪水侵襲，拉阿魯哇人逃往tanugintsu（卑南主山？），卡那卡那富人逃往naüsurana（藤包山）。洪水退後，族人再下山移居na-tanasa（位在老人南溪源流一帶，相傳是卡那卡那富族從祖居地遷移之後第一次定居的地方，又稱為舊社）居住。（臺北帝?大?土俗．人種學研究室原著；楊南郡譯註，2011〔1935〕）

之後有一部分族人遷移到umu-umuru（現在老人南溪東岸）居住，部分則遷往河表湖高地（rantsurunga，指楠梓仙溪中游西岸，河表湖山周邊的高地，今屬於高雄市那瑪夏區瑪雅里西半部。）附近居住，並形成三石際（tabarana）等聚落；不過，居住在umu-umuru的族人受到漢族（或平埔族）的壓迫，只好遷往aug-uana（紅花仔社，今高雄市那瑪夏區南沙魯里）居住，後因為土地貧瘠，最後只好遷回河表湖附近高地居住。（臺北帝?大?土俗．人種學研究室原著；楊南郡譯註，2011〔1935〕）

雖然這兩大說法所指出的卡那卡那富人原居地所在的方向完全相反（林曜同，2007），但其實這正與本身族群內氏族系統歧異相符合。因為卡那卡那富族內部成員有來自東方與西方的系統，只不過早期族人應當是從東向西移動〔因為鄰近的拉阿魯哇族的傳說中，卡那卡那富族和拉阿魯哇族的雁爾（kaluβunga）部落和塔臘（tararalhoβo）部落，幾乎是同時代先後遷移到荖濃溪居住，但後來卡那卡那富族又再度遷往楠梓仙溪沿岸居住（劉斌雄，1969）。〕，晚近受到平埔族或漢族的壓迫，再由西向東移動，在往東移動的過程中，納入了平埔族和漢族的成員，這些後來加入的成員自然將不同的祖先來源地傳說帶入卡那卡那富族的社會中，在經歷了一段時期之族群融合後，兩種傳說同時被族群後代成員所承襲而並存於卡那卡那富族社會內部。（王嵩山等，2001）

（圖片出於《挺立在風雨中的內優社群》，頁123）

早期至日治時期

如同在族群起源中所述，傳說卡那卡那富族原本住在natsunga（日本時代屬於臺東廳管轄區，在內本鹿社之東，今天臺東縣海端鄉利稻部落附近），之後則遷移到na-tanasa（位在老人南溪源流一帶，相傳是卡那卡那富族從祖居地遷移之後第一次定居的地方，又稱為舊社）居住。（臺北帝?大?土俗．人種學研究室原著；楊南郡譯註，2011〔1935〕）

之後幾經輾轉遷移，到了日本學者小島由道在1916-1917年左右前來調查時，當時卡那卡那富人的家屋已經分散在河表湖高地（高雄市那瑪夏區瑪雅里西半部地區）附近，分別形成兩個主要的聚落，族人稱為：langtsulunga（漢人稱之為「河表湖社」）與tanu’utsu（漢人稱之為「槌仔市社」）。（臺北帝?大?土俗．人種學研究室原著；楊南郡譯註，2011〔1935〕；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2001〔1918〕）
其後殖民政府為了統治方便，在這兩個聚落設立頭目一人及副頭目若干人，並賦予頭目管制所屬聚落的族人，並可訓誡和懲罰非法者，且代表聚落與官方交涉等等職責。（林曜同，2007）

當時，凡是有關全卡那卡那富人的公共事務都由頭目和長老共商議決。若是遇上重大問題，還要召集全卡那卡那富人壯丁開會決定。因此，日本時代的卡那卡那富人的社會活動所呈現出來是高低階序較不明顯、公共事務由男人協議決定等較平權式的特徵。不過，這並不是說所有男性都具有同樣的地位，事實上年齡和輩分的因素仍有作用，年長與輩分高的長輩發言時還是較有份量。（林曜同，2007）

到了1919到1925年之間，又在臺灣總督府的命令下，卡那卡那富族又從河表湖高地遷往楠梓仙溪沿岸居住。（臺北帝?大?土俗．人種學研究室原著；楊南郡譯註，2011〔1935〕）

1932年時，日本殖民政府強制居住高雄市桃源區馬里山溪頭、寶來溪頭及雅你溪頭的布農人遷入那瑪夏區境。從此以後，遷入三民鄉的布農人漸多，到光復以前，已取代了卡那卡那富人成為本區人口最多的族群，改變了原有以卡那卡那富人為主體族群的社會環境，對卡那卡那富族帶來了多方面的影響。（林曜同，2007）

臺灣光復：1945—1980的發展

臺灣光復後，整個原住民地區的地方行政體系由日本時代的社改為鄉及村，於是卡那卡那富人的居住地由原高雄州旗山郡瑪雅峻社改成高雄縣瑪雅鄉（鄉內劃分為民族村、民權村及五權村三個村行政區），民國47年（1958）再更名為三民鄉，五權村更名為民生村。（林曜同，2007）

民國35年（1946），政府任命卡那卡那富人藍嘉坡（Pa’u）為第一屆官派鄉長。不過，從民國40年（1951）起就改由公民直接投票選出民選鄉長。如前所述，由於布農族人口在此時已成為本區最大的族群，因此民選鄉長一直是由布農人擔任。（林曜同，2007）

由於布農族在本地人口居於絕對多數，布農族也成為族人通婚的主要對象，加上西洋宗教的傳入，傳統祭儀逐漸停止舉行，卡那卡那富族在語言、歌謠、傳統習俗等各方面，有急速流失的危機。（游仁貴等，1999）
1980年代以後

到了1980年代以後，隨著大環境的改變，原住民在媒體上與學術論述上的能見度大大提升。（林曜同，2007）

而到了1990年代，原住民在大眾媒體曝光度大增，而且自民國85年（1996）開始，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以及各縣市原住民行政單位陸續成立，提供了過去從未有過的大量行政資源替原住民進行社區景觀改造和文化復振運動，加速提升了卡那卡那富族的族群認同感。（林曜同，2007）
到了民國90年（2001），在政府單位的鼓勵下，高雄縣三民鄉成立了「高雄縣三民鄉鄒族文教協進會」，主要除了向政府單位申請經費舉辦族語教學、傳統工藝傳承外，最重要的則是舉辦尋根之旅以及舉辦傳統的歲時祭儀活動。（林曜同，2007）

在舉辦尋根時，卡那卡那富族耆老向後輩訴說，卡那卡那富族與河川親近的故事，並以此作為卡那卡那富族區分其與布農人的不同之處。另在，在舉辦傳統祭儀時，不論是特有的河祭或是祭拜小米神的米貢祭，都很明顯的提升，並強化對卡那卡那富人自己族群身份的認同。（林曜同，2007；謝繼昌等，2002）

參考文獻

圖書
王嵩山等（2001）。臺灣原住民史．鄒族史篇。南投縣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余瑞明主編（1997）。臺灣原住民曹族：卡那卡那富專輯。高雄縣三民鄉：三民鄉公所。
游仁貴等（1999）。南鄒族民歌。高雄縣岡山鎮：高雄縣立文化中心。
臺北帝?大?土俗．人種學研究室原著；楊南郡譯註，2011〔1935〕。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臺北市：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編譯（2001〔1918〕）。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謝繼昌等（2002）。高雄縣原住民社會與文化。高雄縣岡山鎮：高雄縣立文化中心。

博碩士論文
林曜同（2007）。建構、分類、與認同：「南鄒族」Kanakanavu族群認同之研究。未出版之博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臺北市。

期刊文章
劉斌雄（1969）。沙阿魯阿族的社會組織。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28，67-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