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從部落幼兒照顧的現場經驗出發提出疑問：為何看起來較符合人性、很適合在地經營的部落托育班，就因為違法而不能繼續存在？部落托育班的老師們只能順應法令的安排，還是有突圍的可能？由提問出發，經過文獻回顧，我提出三個問題意識：一、「國家對部落托育班的營運規範」和「部落托育班的照顧經驗」產生什麼樣的差異與衝突，使得托育班被政府給「問題化」？二、「部落互助托育行動聯盟」（以下簡稱「聯盟」）如何集結各部落基層的部落托育工作者，展開培力、發聲與行動的歷程？三、「聯盟」如何對中央和地方的行政官僚施加壓力、展開對話，並加入政策的討論與決策過程？

　　透過批判民族誌的深描分析，本論文提出以下的研究發現：一、政府主導的幼教專業體制，透過契約文化、以都市園所為本的專家技術、兒童專用及排除風險的空間安排，把部落托育照顧給「問題化」；二、身為部落婦女的托育班老師，在參與「聯盟」活動的過程中，經歷主體化的歷程，從認為自己是不夠專業的照顧者出發，在個人主體、社群主體、歷史主體之間來回往復，培養發聲與行動的能量；三、「聯盟」不僅透過前一階段的婦女運動所創造的制度性管道，取得和行政官僚協商的機會，更嘗試發展自身的專家論述，與政府爭奪對部落托育需求的詮釋權，進而得以推展部落托育的倡議行動，迫使政府生產貼近部落照顧現場的法令和政策。

　　然而，縱有上述成就，「聯盟」的草根行動絕非一帆風順，而具有兩個部分的行動限制：一、在「部落托育」方面，「聯盟」需面對四項困境，包含：原民會「語言本位」的幼教政策、幼教體制內的「文憑主義」、如何把「部落互助托育」的概念具象化與操作化、以及部落家長的教養難題。二、在「組織培力」方面，「聯盟」仍須處理組織成員的「搭便車」問題，並且隨時要在對外的「認同政治」和對內的「差異政治」之間來回擺盪。

　　本研究透過「聯盟」的行動歷程，主要希望讓讀者看見兩個重點：一、原鄉部落（或漢人的鄉村社區）具有不同於都市的幼兒照顧文化，政府在制定幼教政策時，必須納入原鄉部落和鄉村社區的差異，研擬因地制宜的法令，並投入心力營造部落（社區）互助的照顧模式，以達成托育公共化的理想；二、「聯盟」的組織架構與運動策略，具有性別的敏感度，為台灣的原住民族運動帶入性別的視角跟觀點。「聯盟」避免組織的代言人化，相信每位成員皆有成為組織工作者的潛能；並試圖扣連部落居民的日常生活經驗，和原住民族的集體權利論述，使一般的部落族人也能對自治議題「有感」，讓更多族人投身原運的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