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道部花蓮港出張所」到「花蓮鐵道文化園區」，歷經一世紀的轉變，全盛時期為台灣東部交通的樞紐，曾遭廢棄成為雜草叢生都市開發之瘤。2002年出張所等陸續登錄為歷史建物，搭上了「閒置空間再利用」的風潮，歷經8年的修復工程，在2011年正式啟用重新出發。
本研究基於Zukin（1996）「誰的文化？誰的城市？」的理論，並使用深度訪談、參與式觀察與文本資料分析等研究方法，探討花蓮鐵道文化園區再生的過程中，是誰擁有空間使用的主導權？在何種情況哪一類文創工作者可以進駐園區使用館舍空間？誰的文化被強調？最後園區的空間成為誰的地方？
本研究發現從園區修復初期，文化局廣泛徵詢學者專家來定位園區發展方向，但是欠缺社區連結，似乎產生文化霸權的再現；多項文化政策在園區執行，各顯神通後「藝術」拔得頭籌，間接發生文化排他性。2013年為園區管理的分水嶺，委外團隊取得空間管理營運權利，推動文創產業和原住民文化，之後再將部分館舍直接轉租給文創業者，原有免費公共空間轉變為私人消費性空間，當消費文化成為園區的主軸，再次發生文化的排擠現象。
另一方面，當官方強行植入「喝飲品，聽演唱」的文青生活品味，園區從日式懷舊的氛圍，搖身一變成為喧嘩的商業演出場域，園區和社區未能融合共生，兩造漸行漸遠，原本預期的藝文菁英文化、社區居民的常民文化以及鐵道迷的鐵道文化其實並未在此立基生根，反被以獲利為目的的商業文化所取代，鐵道、地方的元素和園區發生斷裂，本研究不禁要反思園區究竟形塑了「誰的地方」？

http://handle.ncl.edu.tw/11296/ndltd/879702766720241744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