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住民族基本法》於2005年通過，是台灣原住民族運動努力多年的成果，但是近年來原住民族仍持續面對各種壓迫。在土地權利方面，該法第21條規定政府或私人於原住民族土地進行開發利用時，需事先諮詢當地原住民族之同意或參與（簡稱「同意權」），然而在許多案件中，原住民族主張此條文表達反對時，經常未能得到行政部門正面回應。本研究以日月潭邵族反對向山旅館開發案為例，理解「同意權」如何變成「落空的權利」。

許多文獻討論，將原住民族權利與實踐的落差歸因於「個人權」（individual right）與「集體權」（collective right）兩種概念的差異及行政部門本位主義因素。本研究則想更進一步釐清，又有哪些其他因素也影響原住民族權利的落實？ 在這些因素的影響下，「同意權」的規範運作又產生了何種實際效用？

本研究將從「法律多重製圖」之觀點回答上述問題，首先將探究「同意權」概念在國際法、國內法與行政實踐中的規範生產與運作，分析在不同的場域下，場域內的參與者如何對「同意權」進行法律製圖。本文主張，法律生產過程中對權利概念的意義內涵轉換、法律生產與運作場域的邏輯結構，皆影響原住民族權利的實踐。同時，本研究進一步以日月潭邵族的案例，說明原住民族土地權中「自由與事先知情同意原則」或「同意權」規範，理想上是以原住民族的「參與」並實現自決權為目標，但在邵族的案例中，實際運作卻是不斷「排除」原住民族的過程，法律成為排除原住民族權利的合理化機制，更避開各種議題對立面的討論。

權利的落空一方面指權利主張不被理解與正視，更進一步指原住民族社會愈遠離「集體」的過程，因而我們需對原住民族同意權或各種集體權的運作有更多的反省，並持續探詢屬於每個部落或族群中所謂「好生活」（good life）的意義。本文最後藉用「草根後現代主義」（grassroots post-modernism）之概念，介紹原住民族在追求「好生活」的道路上，如何藉著在地思考、找回與族群內部的連結，以此對抗全球化、新自由主義趨勢下對原住民族權利的影響與侷限。

http://handle.ncl.edu.tw/11296/ndltd/4990288468286020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