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

「我們觀看一相重疊和交織之複雜的類似性網絡（we see a complicated network of similarities overlapping and cries-crossing）：有時是整體相似性，有時則是細節的相似處（sometimes overall similarities, sometimes similarities of detail）」(Wittgenstein 1953：§66) 。這是因為「人（動物）懸垂於自己所編織的意義網絡之中（Man is an animal suspended in webs of significance he himself has spun）」（Geertz 1973：5）。但這些「網絡構成不定義所有概念的邏輯構造（The network ••• does not define the logical architecture of all concepts）」（Foucault 1989：61）。人類有兩條選擇路徑。一邊為‘有線網絡’之‘邏輯構造’。另一邊是‘無線網絡’之‘邏輯構造’。學術領域也同樣，某個研究對象之學術性詮釋正在構成複雜的‘意義網絡（webs of significance）’。有些研究者也許會選後者‘無線的網絡’，但筆者的選擇是前者即‘有線的網絡’。又，作為本論文題材的‘淇武蘭幾何印紋陶罐’，至少在兩方面的學術領域間對話：其一為「器物考古學」，另一方面為「文化人類學（民族學）」。兩者都有其各自獨特的「語言過程」（與‘記述形式’）。這些「語言過程」無疑是學者對於研究對象認知之記錄過程。「淇武蘭陶罐」（考古學對象）被視為「噶瑪蘭族群」（人類學對象）的生產物。亦即代表其「語言過程」的生產者有兩位：陳有貝（考古學方面）、清水純（人類學方面）。兩方面的「語言過程」（意義網絡）也就是那個被視為噶瑪蘭的「‘民族腦’之再現」。「淇武蘭陶罐」屬於「死者」的世界，是在彼岸的。研究者是住在「此岸（「生者」的世界）」的從事者，所以無法得到「死者」的證言。如要解釋那些「淇武蘭陶罐」的話，其唯一的路徑就是：經過兩方面學者的認知之「語言過程」（「唯一」的意思就是，「絕對」沒有其它）。所謂的「文化史復原（考古學目的）」不可能從彼岸開始，起點還是在現在。現在的相關學者之「認知過程」才是優先事項，「關注學者的認知」是現代「認知考古學」所提供的重要指針。本論文的研究方向亦不是彼岸開始的，如果沒有「關注現在眼光」的基礎，「文化史復原（考古學目的）」也只是「可能性為零」。因此筆者的「第一（saqaussiq）」要務就是：首先好好的處理此岸的問題。根據這些前提，筆者的「第一（saqaussiq）」優先研究事項是考察：陳有貝（考古學方面）、清水純（人類學方面）的「語言過程」之連接可能性。為了「語言過程」之連接，需要適當的中間媒介概念，因此筆者採用的概念是根據「家族類似性」之「言語遊戲」概念。「言語遊戲」的特性就是所謂的「家族類似性」，因為語言構成著「意義的家族」。同類情形兩方面的「語言過程」之聯結，也只在「言語遊戲」的層次才能夠處理。

「淇武蘭陶罐」的「幾何印紋網絡」構成一種系統性的構造，可以說有類似「家族」的關係性。「噶瑪蘭族群」亦是「家族觀念」的集合（他們之所以被稱為「族群」，是因為家族的集合）。反過來看，如果這些「陶罐家族」與「族群觀念」在「言語遊戲」層次無法聯結的話，我們無法判斷「淇武蘭陶罐」是「噶瑪蘭族群」的生產物。所以，陳有貝（考古學方面）、清水純（人類學方面）的「語言過程」之連接可能性，此議題雖然是基礎性研究但具有非常根本的重要性。

最後需要強調的事項是，本論文的存在意義。陳有貝（考古學方面）、清水純（人類學方面）的「語言過程」之連接，其議題的必要性，亦代表著臺日雙向性學術交流的重要性。「臺灣學術走臺灣方式之路，日本學術走日本方式之路」此在學術研究發展的角度而言，是損失非常大的自我限制。本論文之研究方式（重視雙方之結合），如果對雙方研究發展有益的話，此為一介留學生的大榮幸。

≪本研究所提供的論述是一個實踐性例子，而非代表整體情形。本論文內部的個別情形（「考古學」或「人類學」）之言說分析，這些任意抽出的例子，也不代表考古學或人類學一般的言說。更具體的說：本論文所關注的「考古學者（陳有貝）言說」不代表所有的「臺灣考古學」脈絡，或者「人類學者（清水純）言說」也不代表所有的「臺灣人類學」脈絡。譬如，筆者採用的個別情形是兩者關係，換言之，是考古學或人類學界中的｛學者A+B+C+D+E+•••（+X1+X2+X3+•••）｝之中的兩者。同時選擇所有言說作分析是在不可能的層次。本論文言說分析的方向是從純粹一者出發再深入下者之漸進(遞增)過程，所以本論文是開拓出「一者與一者（等於是兩者）」之間的言說分析的首例。（譬如：欲進行四者分析的前提是三者分析已完成、欲進行三者分析的前提是兩者已完成、所以先分析兩者就是目前的第一考量）。本論文的構成基本是「四類部分理論」：「語言過程（清水純）中的邏輯構造」、「語言過程（陳有貝）中的邏輯構造」、「人類學領域的相關概念系列」、「考古學領域的相關概念系列」。這「四類部分理論（four theoretical segments）」所形成的「網絡（network)」不定義「所有概念（all concepts）」的「邏輯構造（logical architecture）」（Foucault 1989：61）。這些四類部分理論之情形可以說：它概述「它們的構成（their formation）」之「正則空間（regular space）」（Foucault 1989：61）。本論文構成就是這些個別情形的「正則空間」的互相言說分析。為何「四類部分理論」不代表「所有概念」？此是因為「邏輯構造」中有「四類部分理論」之外部範疇（X1+X2+X3+•••）。「四類部分理論」也就是意識內部，同時也有其「外部」的無意識世界。本論文所關注的「考古學者（陳有貝）」也有他意識不到的「臺灣考古學」脈絡（外部），或者「人類學者（清水純）」也有他意識不到的「臺灣人類學」脈絡（外部）。因此各自的個別情形不代表「所有的邏輯構造網絡（包含內部與外部）」，這就是本論文觀念的大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