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

從1945年臺灣光復以後，原住民族小學師資培育政策，始終依附在主流一般師資培育政策之下，故在學制體系上與一般之師資培育機制無任何顯著差異。因此，從簡易師範山地班、普通師範山地班、師範專科山地班、師範專科普通班、師範學院普通班以及現階段的教育大學普通班，在整體師資培育課程的內容設計安排上均無二致。

唯一的顯著差異部份乃在培育環境的刻意安排上，從1946年9月起，分別依北、中、南三地，於臺北、臺中、臺南三所師範學校內，各附帶招收一班山地簡易師範班，總共培養了90名，為光復後第一批之原住民族小學教師。

接下來自1947年起，將三所師範學校共同培育山地生專班的方式，改成統一由臺中師範學校單獨承辦，以逐年設立山地簡易師範班的方式培育，至1956年止，亦培育出300名原住民族小學教師。

1959年9月起再改由屏東師範專科學校，承擔起集中辦理培育山地小學師資的重責大任，經過多年的培育過程，則栽培了630名原住民族小學教師。但是自1973年8月起的新學年度開始，培育政策突然產生極大的轉變，從原先特闢山地專班集中培育的方式，改成分散至臺北師範專科學校、新竹師範專科學校、臺中師範專科學校、嘉義師範專科學校、屏東師範專科學校、臺東師範專科學校、花蓮師範專科學校等，七所師範專科學校之普通班級中就讀，整體原住民族小學師資培育的方式完全均改弦易轍。造成原本集中培育的原住民族小學師資政策，突然面臨重大改變的真正原因，即本論文擬積極探究的核心問題，而論文中之第三章，乃是自2005年至2007年三年之間，多次走遍全省各地角落，透過和參與校園集體原漢衝突事件的相關當事者多次深度訪談，逐步詳實記錄探討，整個校園集體原漢衝突事件之過程細節始末，並且亦深入瞭解事件過後，各方在善後處理之過程，是如何造成原住民族師資培育政策的大轉變，為第四章探討的重心。

總之，原住民族的教育改革需要鬆綁，由原住民族自己當家作主。從主流體制中鬆脫被單一化、制式化的學校制度，從主流社會文化中鬆脫被套牢的教育目標。在主體性的體現中，對原住民族之教育宗旨之定位、教育目標之規劃、施政措施之擬定，要有更自主的決策權力，更開闊的思考空間，更多元的設計型態、更實際的改革作風及更自由揮灑的舞台。

所以主政者應依原住民族之意願，協助原住民族另外鋪設一條脫離主流社會一般教育的雙軌制民族教育體系，設立民族學校，在課程設計、教學內容、師資安排、環境部置……等各方面，配合原住民族需求，提供原住民族就讀，如此呼籲乃建請政府依法行政及依計劃進度落實政策，並歸還原住民族之民族教育權，才象徵國內之教育環境更接近民主與成熟，更代表主政者真正尊重原住民族教育的主體性，原住民族才有未來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