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 本文的研究範圍田寮地區，作者透過在地性的角度，以清政府的番地政策、番租制度、社會制度、及經濟的條件，並運用《新港文書》及《大崗山地區古契約文書匯編》一百多張的契書，探討田寮地區的平埔族如何受這些因素的影響，讓這群台灣的子民，在歷經一百多年的番地流失，逐漸消失在台灣歷史的軌跡，隱沒在台灣會社的舞台。 清政府為要有效統治台灣，從康熙、雍正、乾隆…至光緒，為保護平埔族的番地，在不同時期頒布了不同的番地政策。康熙時期的番地政策採取封禁的政策，因為來台的人口增多，需要農地大增，致使清政府的番地政策，在雍正時期，進行改革，調整為開放的政策，一時造成大量開墾荒埔地，甚至番社的鹿場，不但影響番社的生活領域空間，漢佃戶一再的偷墾，造成大量的隱田，迫使清政府實施賦稅改革，以輕稅讓漢佃報墾陞科，讓這些違法者，搭上便車，就地合法，致使番地大量的流失。乾隆時期針對番餉的改革，此時平埔族才開始脫離重稅的負擔，但貨幣經濟侵入番社的生活領域，也是釀成了番地流失的主要因素。 作者從田寮地區的地契文書中發現，田寮的地權型態是屬於多層制地權，出現一田二主，甚至有一田三主的現象，番業戶、番業主成了收租而不事農耕，田主權長期掌握在漢佃戶手中。清政府的番租政策，雖是為使社番的生計得到保障，但從作者的番租分析中，有百分之九十的番租比低於百分之五，可見田寮三社的番租制度是沒受到很好的保護。所以，當社番在經濟困厄之際，將會透過典、轉典、添典、找洗的不同手段，爭取較多的銀圓以維生計。 在本文中作者運用一百二十二張的古契約文書，與番地政策及番租制度做比對分析，發現清政府政策前後不一致性，地方的執行與中央政策有顯著的落差。在道光年間，不在地主對田寮地區土地的投資，更使地權關係趨向複雜。漢人優勢的文化及其強勢的經濟背景，發揮前後夾擊的效應，田寮三社的子民，一個一個退出台灣歷史的舞台，再去尋回原來的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