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

本論文主要是以松山慈祐宮的祭祀圈作為區域的界定指標並以祭祀圈內的民間信仰活動作為考察的對象。研究方法是透過民間信仰活動的運作，考察松山十三街庄內部社會結構的變遷並藉此檢視區域整合與發展的過程。

松山十三街庄位於台北盆地內東半部，北有基隆河橫亙，南倚南港丘陵，背山面水的形勢中，夾著一片由基隆河及其支流所沖積出的平原。基隆河的水運為早期的漢移民提供了進入本區有利的交通管道；東南側的丘陵區所匯集的地表逕流，則為這山水之間的平原區提供了農業墾殖所需要的水源；加以本區氣候四季溫暖多雨，為農業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在清代漢人大量入墾本區之前，基隆河南岸的沿岸平原，屬於平埔族里族社、錫口社及塔悠社的生活空間；這些族社的活動領域，大部分在乾隆年間，因為「深欠公項」或「日食難度」等經濟因素，大量釋出逐漸轉移至漢人手中。而轉移方式，則至少包括給佃（墾）、買賣等，也有可能透過漢番通婚而轉承。

乾隆初期松山一帶的農業開墾，大致以「何周沈」墾號、郭錫瑠墾戶及許建總家族為中心，呈三大區塊發展。因為「水」是本區農業墾殖的重要要素，所以開墾地區多集中於基隆河邊及山麓地帶，並在本區南半部的山麓地帶，修築了許多水陂，以致留下了中陂、後山陂、永春陂、舊陂、新陂、柴頭陂等地名。

隨著農業的拓墾，本區內的聚落陸續形成，在基隆河岸，也透過水運交通的發展而出現錫口街。錫口街係以商業交易活動為主的社會空間，其外圍則為農業拓墾而形成以務農為主的社會空間。與市街商業活動有關的錫口慈祐宮至遲在清乾隆四十八年以前即建立，並逐漸將外圍農業庄納入祭祀圈中。

錫口慈祐宮祭祀圈的形成原因有二，其一為外圍各庄均只有一或數座小土地廟，並無其他的大型地方公廟信仰出現，庄內本身主要是透過土地公信仰、尪公信仰與三界公祭祀活動來聯繫庄內的凝聚力，未完全發展出足以整合各庄社會空間的信仰中心；其二為錫口慈祐宮的媽祖信仰為泉、彰兩籍的共通信仰，因此，位於商業街的慈祐宮得以進一步發展整合周圍的農墾庄，成為各街庄的信仰中心。進入日治時代後，錫口慈祐宮祭祀圈，因明治34（1901）年左右基層行政區─街庄的成立，而被稱為錫口（松山）十三街庄。

光復之後，本區產業結構由以第一級為主轉變為以第二、三級產業為主，同時，本區的人口自光復後就不斷的增加，尤其是大量外省籍人口及本省他縣市人口。在上述的社經環境轉變之下，松山十三街庄祭祀圈內出現了以下幾種轉變：

(1) 都市的「出外人」將家鄉神明香火帶到台北，企圖「重建祭祀圈」， 也就是並不融入當地原有的地方公廟祭祀圈中。如：永吉里的信仰中心─松山進安宮。

(2) 中陂地方人士興建的天公廟，成功地結合雲林人所帶來的五年千歲信仰，透過地方里長的運作，凝聚了中陂地區本地與外地移入人口。

(3) 外省籍人口在宗教信仰上較無融入松山十三街庄的現象，受訪者分為無信仰、基督或天主信仰及自行在家拜觀音佛祖三類。

(4) 松山十三街庄祭祀圈範圍產生變動，下塔攸庄退出，西新里加入，這樣的變動不單是祭祀圈內成員的轉換，其實也代表著社會關係的轉變。

(5) 在松山十三街庄早期街經商、庄務農的經濟環境下，松山慈祐宮媽祖過爐方式採「一年街一年庄」的互輪方式；現在兩種不同的社會空間已然同質化，所以，松山慈祐宮媽祖過爐改成「十三街庄照輪」的方式。此種宗教活動上的轉變，反映出經濟環境的轉變。

(6) 松山十三街庄這個早期以媽祖信仰整合的這個地域，因經歷了都市化過程，大量外來人口的移入，造成區域內社會結構的轉變，組成份子的多元化，反映在宗教上的是信仰的多樣化，霞海城隍廟、昭明廟、慈雲宮或土地公廟等地方私廟或神明會透過新建、重修或翻建廟宇，轉型成為地方公廟，更多的私廟也不斷的出現。地方信仰的複雜化，正反映出社會關係的複雜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