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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本研究試圖從接觸理論與規範理論來看大專生山服隊所存在的爭論，
藉以探討山服隊的本質與功能。在研究族群態度的理論上，族群接觸理論假設經由族群接觸可以消弭某一族群對異族群的偏見，但要造成這樣的結果必須立基於平等地位的接觸(Allport,1979:28 1)。Merton則強調情境
壓力的因素對族群關係的改變有很大的影響力(Marger,1994:102) 。
本研究以輔大港安山地友團為例，使用次級資料分析、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等研究方法，於第四章說明「港安山地友團」組織結構，包括該團成立的社會背景、發展演變、成員結構等；於第五章討論，成員及原住民的族群態度的改變與族群接觸經驗影響等。主要研究結果如下:(一)大專生山地服務隊的起源是兩種力量作用的結果:政治與宗教 天主教力量於民國57年鑑於山地生活在各方面的「落後、貧窮、衛生不佳、沒有良好的謀生技能」，出於宗教悲天憫人的精神下集合一些聖母會的大專同學成立山地服務隊。政治力量則又分大學生自發性的參與與救國團主動輔導成立，前者可是為學生的愛國運動，後者的說法有二，一政府為轉移大學生的政治熱情，始發起社會服務活動，另一是政府利用大學生納編邊陲社會所導致。 山服隊功能的雙重性，以服務利他為宗旨，實際上，成員可藉此成長自己、拓展視野，同時具有利己成份。(二)從參與動機來看，港安山地友團的出隊是權力關係的展現 港安山地友團的發展之所以為一部豐富的微觀族群互動史，是內外在多因作用下的結果，內在因素包涵成員特性，特別是年齡和教育程度、成員參與動機與原有的族群意象；外在因素包括，大環境如政治因素、社會的變遷與原住民自覺等。學者認為原住民在1930年的霧社事件後迄今，徹底成為一個附從族群(謝世忠,1987 :15-23)。從主從關係位置來看，山友團隊員和原住民形成的關係本質也是如此。 第一階段(民國61-70年)的原住民在大社會中是不太發言的，楊港安事件的處理方式是典型的代表。楊港安在民國61年第一次於阿里山鄉山美村出隊時殉職，針對此事件有不同的詮釋方式，最優勢的說法是楊港安為了救一位原住民小孩而犧牲，因此社團以他為名來紀念他，甚至要為他立碑；但這和當地的部落社會的說法是不一致的，有些鄒族原住民認為他是因為不熟水性才被河水帶走，非關救人，再造一個漢人救原住民的神話，無非是形塑另一個吳鳳。但是部落社會的流行說法在大社會中是被消音的，許多人感於楊港安的犧牲精神進入該團。這些現象和大社會的政治等各種環境是相關的。這個時期政治保守、漢人也以為自己是山地社會的解救者，可以幫助原住民脫離困境，主從的意味甚濃。 從族群接觸的動機來看，山友團的出隊是一種權力關係，漢人大學生參與社團的動機有利己的有利他，比例實不相上下，但總之是漢人大學生先選擇了原住民，當大學生到部落時，原住民選擇互動的對象已經有了限制，他們的選擇是受限的，不知不覺中，就呈一種權力關係，這又因漢人的自我定義而強化。(三)山友團有特殊的次文化而該次文化會影響族群態度 經由團訓練(本研究將之稱為跨文化教育)與族群接觸後，成員的族群態度有所改變。港安山友團成員經由學期中的聚會過程(本研究稱之為跨文化的訓練過程)，形成一種主族群意象與次文化，該主族群意象是正面的原住民印象，且當成員有較負面的族群意象時會有群體壓力，而次文化則是認同原住民，肯定原住民，經由聚會過程，成員被社會化成尊重異文化、包容異群平等對待的異族觀點。然而形成該次文化的原因還有成員本身的特質，年輕與高學歷使漢人大學生不易對學錢相較不高，多從事高勞動工作的原住民產生競爭感，也就是威脅感不是那麼強，因此有利於形成該次文化。(四)山友團的族群接觸可強化或改變原有的族群態度 社會化過程不是態度改變的單一因子，實際的接觸經驗也很重要。本研究發現以山友團為觸媒，族群實際的接觸的確可以 幭亃皒s態度。原住民對港安成員的確和一般平地人的意象不同，覺得他們較一般平地人親切，容易接近，沒有歧視；原住民對一般平地人的意象:「心機重」、「不好接近」。可見得，接觸的確創造了一個良性互動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