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謂的番族，是指廣義的台灣原住民族群，包含現在的平埔族。筆者試圖從郁永河的《裨海紀遊》中探討番族的「再現」圖像，在士大夫與番族的互動與觀看中，番族圖像的再現是否會宛如哈哈鏡的折影一般，扭曲而怪誕？台灣番族的圖像在《裨海紀遊》裡是如何被型塑與建構？如果番作為一種符碼，這些書寫者又是如何轉譯、運用、操作這些符碼？而不單只是作為遊記書寫的《裨海紀遊》，在歷史與地理的描述中又暗含著什麼樣的文化論述，使得清朝能再進一步發展納編台灣的帝國論述？
首先筆者分析郁永河筆下的野番、土番、番婦描述。認為從郁的路線圖來看，即便
郁永河從來沒有接觸野番，仍可以憑藉他自身的深林恐怖體驗，而想像可怖的野番形象，真實的野番是不存在於郁永河的描述中，有的只是郁在山林驚異經驗的一抹投射或倒影而已。而在觀光旅遊的土番記錄中，儘管他認為土番文化粗俗、鄙陋，卻也滿足了他窺視、書寫與土番種種差異的慾望。另外，番婦在郁永河記述土番的兩性交往以及番漢互動中，因各種中心主義的自大(漢人中心主義、士大夫、男性)，使的番婦的再現存於不潔、隨便、攀附者的隱喻中，這些隱喻都是對「異族」的影射。在異族觀光的面向中土番原本是作為一種區分我群的符號，卻在郁永河提出「以番
制番」，認知土番的可利用性後，便自然的納入漢族認同的範圍內，而「我族」與「異
族」間的區分與認同，也開始產生矛盾、交混的情形。由此證明，「番」作為一個符號，
其意義是流動的，且在書寫者為了追求其自身或者群體的最大利益時，番的意義是可被
挪移、置換的。然而，不管是美化土番為上古遺民，或矮化番人搖尾乞憐的族群心靈，
都是一種以漢人為歷史主體論述之下的再現。
另外郁永河利用文字締造「歷史」，提出番人的「歷史祖源說」企圖在台灣和清朝
之間，創造一個純化與同質化的認同。剔除台灣番人本身在人種、歷史、文化上的異質性，使台灣番人認同自己為金之遺民，成為清朝順民。同時也發展出清朝接收台灣的文化論述，藉由血緣、共祖的修辭，清朝得以較順利地與台灣架接。
郁永河的半官方身分，並沒有讓其文字敘述，具有較有客觀、非漢人主體意識的陳述，相反的，我們藉由《裨海紀遊》同時觀察到，觀光旅遊與歷史書寫這兩個面向，「番」如何作為一種符號，又如何被書寫者轉化、操弄，而置入漢人認識番族牢不可破的知識系譜中。

關鍵詞：郁永河、裨海紀遊、番族、番、異族觀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