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
台灣在步入現代化過程中，因政府權力翻轉或社會環境丕變，開始醞釀了一股尋求改變的力量。對台灣政府而言，由於1990年代「國家」面臨了合法性的危機，而欲重組國家機器、重建國族認同，因此選擇了「社區」這個曖昧且又能與各種場域產生最大交集的辭彙，作為對人民收編的利器；另一方面台灣在戰後致力追求現代化與經濟上的成長，卻在過程中面臨到一連衝擊與轉變，所帶來的影響，諸如生態破壞、環境污染、居住品質惡化，都使其中的人們遭到極大的困境，面對這樣的困境，草根力量逐漸崛起，希冀透過民間力量，並凝聚起人民的集體意識，尋求解決困境的機會。在上述的歷史脈絡下，由文建會主導的「社區總體營造」理念與運動，因而應運而生。
在論述原住民部落的社區總體營造時，不同的專家學者不約而同的提到，唯有文化產業才能確保原住民部落的發展、是維繫部落生機的唯一出路。文化產業必須要緊密扣連到日常的生活脈絡之中，無法憑空出現，但觀看現今原住民部落以「文化產業」所進行的營造模式，卻往往呈現出一種單面向、同質性極高的觀光樣貌。在阿里山鄒族部落中，每個部落雖然各自在自己的生命歷程、歷史軌跡、生活方式中，尋求具差異性、辨識性的「舊文化復振」，希望藉此形塑出不同的部落營造模式，例如：茶山部落以分享為主的「涼亭節」、樂野部落的「鼓動楓林」等，但這些「舊文化」到底跟部落的生活脈絡有多少關聯性？抑或是拆解傳統文化，片面的挑選有經濟價值、可操作的部分，以產業的方式單獨販售。而這些嘉年華式的「文化產業」，真能達到社區總體營造「社群意識凝結」的目的嗎？
在幾乎所有的原住民部落，以文化產業─觀光，進行各自的社造時，筆者卻在達邦部落看到另一種藉由教育的過程，達到原住民部落社造的可能性。在達邦國小中，因其發展出獨特的「鄉土本位課程」運作機制，在運作中納進部落裡各種有形或無形的資源，且透過其各項教學與活動，串聯起部落內的居民與家長，一同參與學校活動，並促其主動積極參與學校內其他的事務，並在過程中藉著意見交流與合作，形成合作共識。因此，在達邦部落中，學校不再僅只是一個教育單位，反而成為部落內族人意識交流的平台，透過這個平台，進而達到「社區總體營造」最終目標的可能性：由下而上、自主參與、最終凝聚起部落的社群意識。而達邦的社造模式，讓原住民部落在進行社區營造時，不僅僅想到觀光，而能有其他另類(alternative)途徑的可能選擇。
因此，本篇文章筆者旨在論述，在原住民部落中，如何透過學校教育的運作機制，將部落中的居民帶入教學課程中，使得學校與部落間產生合作與互動，並在部落居民參與課程活動的過程中，藉著溝通與交流，而逐漸消弭因差異而產生的對立與衝突，進而達到社群意識的凝結、達到另一種原住民部落進行社造的可能性；以及以布爾迪厄(bourdieu)的經濟資本(economic capital)、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與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概念，扣連台灣環境的變遷來分析，是什麼歷史脈絡與原因，能形成另類的「達邦社造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