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

這篇論文從「社會受苦」的概念出發，反省基因論、建構論、環境論三個對精神失序現象的研究取徑，釐清其各自的貢獻與限制。筆者延續環境論的基本洞見，並將它進一步與社會受苦的概念結合，以探究達悟人所面對快速顯著的社會變遷與其精神失序的關係。論文的主要分析對象，則為晚近達悟人精神失序發病所集中的大約25到60歲之間，第一代接受現代教育的壯年世代。

在論文的第一部份，筆者指出，蘭嶼高比率精神病現象，反映出來一個不易察覺而卻影響深遠的問題，亦即處在快速社會變遷的過程中，一個傳統原住民社會結構瀕臨解組、導致迷亂的現象。當達悟人的獨特的社會組織型態、制度、規範逐漸被外來的力量所侵蝕，遷移求生、家庭解組、個人與集體認同的改變都帶來挫折與壓力，而個人無法回應如此巨大的挫折與壓力時，酗酒、精神失序、自殺等現象便不斷出現。筆者認為，要理解達悟人晚近廣泛而獨特的精神失序現象，不能簡單地訴諸單一因素，譬如生物醫學方面的基因解釋。我們必須深入田野，接近他們當代的生活世界與日常經驗，同時也有必要輔以各種文獻資料，釐清其長久的歷史處境與其當代命運的關連。

在論文的第二部分，筆者針對既有文獻對精神失序醫療化的限制，以及傳統文化與現代醫療的適當定位及可能的出路，帶入社會變遷的視野，反省文化「本質性」與文化「同質性」的假設。從時間縱向的角度來看，目前交錯影響達悟精神失序者的三個典範，亦即達悟傳統、基督宗教、與現代精神醫療，從古老的時代到晚近的時期，漸次對達悟人產生影響。「達悟傳統文化→基督宗教→現代醫療」，這樣的進展，大致相當於Max Weber所說的一種現代社會逐漸解除魔咒的理性化過程。晚近達悟人如何理解與處置精神失序者，受到這個變化過程的影響。從不同世代面對的社會變遷而言，他們的老、中、青三個世代，分別經歷主要世界觀的轉換。

蘭嶼的達悟部落，彷彿是一個去機構化的天然社區。其中大自然與非工業化的環境、尚存的生計經濟活動、以及緊密的家族連帶等，都有助於精神失序者精神狀態的穩定與康復。達悟精神失序者極少步入嚴重退化性的程度，原因還有待進一步研究。但是上述的條件，無疑對他們有相當正面的作用。對照那些推行去機構化運動而遭遇許多困難的高度現代化社會，達悟部落尚未充分現代化、或者說其相對的「落後」，卻恰是有利於這些社會邊緣者的地方，提供他們在那些較為現代化的社會已經難以覓得的庇護。但是在分析中，筆者也指出，對於年輕世代、甚至對那些中年的青壯世代而言，已經愈來愈不能浪漫地倚賴這種庇護。除了由於部落中緊密人際連帶關係所伴隨的歧視、偏見、與剝削之外，生計經濟勞動與所得，已經無法滿足年輕一代的生活價值與自我期許。被捲入現代社會變遷的過程，既改變蘭嶼自然環境與達悟傳統文化，也改變了達悟人本身，尤其是他們年輕世代的自我認同，使他們趨向強調個人獨立自主、薪資勞動的現代價值與生活想像。這些顯現在精神失序個案身上，也顯現在那些照顧者的身上。在年輕世代逐漸遠離傳統、進而趨向現代性的過程中，上述那些去機構化的天然社區有利於精神失序者的條件，對那些年輕個案而言，反而轉化成有所限制的不利條件。

一般而言，那些較為現代化社會中的精神失序者，往往缺乏社區的支援。對照之下，達悟部落做為去機構化的天然社區的特質，更為突出。如果我們面對達悟精神失序者與其親人的多重受苦，考慮到如何有助於舒解其磨難，而如果部落生活對精神病人有利的條件，尤其是對那些面對未來的年輕世代，卻也正逐漸削弱與瓦解，使他們可以處在自由放任的部落條件已改變，那麼屬於達悟人的「社區復健模式」究竟是什麼，可以說是未來本地的精神醫學與醫療社會學值得深思研究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