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
本論文以泰雅人的信仰以及宗教變遷過程的動力、衝突與融合為研究主題，理解泰雅人如何改宗以及改宗如何可能。研究焦點置於泰雅人信仰的主體對象Utux（善靈）、Gaga（道德型態）與Niqan（共勞共罪團體）三者之間的互動與辨證關係。以時間作主軸透過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辨證方法，討論鎮西堡泰雅人近一百年來在國家外力介入下，從游耕狩獵、獵首進入定耕農業、部落觀光的經濟轉型過程中，思考gaga道德型態在不同歷史階段的主要規範內涵，這些規範在不同社會型態為何轉變，這些轉變又如何反餽於社會結構與泰雅人的生活實踐與終極關懷。這些促成轉變的動力造成新舊信仰間哪些矛盾，這些矛盾後來造成哪些生活實踐與道德理想上的衝突？
光復後基督宗教伴隨政府新生活及山地三大運動政經勢力的進入，在山路交通及語言溝通的障礙下，宣教本土化及當地中界人物在改宗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新信仰的接受未必代表傳統信仰的完全瓦解，在新舊信仰間本文將說明泰雅人如何依循原有文化脈絡對基督宗教作理解，原來Niqan結構特色如何造成教派間的選擇，為何是「集體」改信？以及救濟品的非關鍵性。本文透過四個案例的早信徒經歷，說明改宗研究中較少探討內在主觀經驗，並可看出聖經文本在改信過程的影響性，為何詮釋會成功。改宗後傳統儀式逐漸消失或者最後轉化為基督教儀式，但原有消災、和解儀式卻從未改變過，從儀式的消逝、被替代與持續，反應出泰雅社會的特性。泰雅人如何透過儀式進行群體身份的分類認同與道德義務的再記憶。隨土地私有化、山路開通部落急遽資本化，這些個人與集體利益的衝突，生產關係的變遷如何影響傳統共罪範圍的調整。最後，本文討論民國70年代以後，外在環境與神學思潮對信仰實踐的影響，泰雅人如何藉由教會進行文化復振，在30年普世化基督福音與國民教育所導致文化流失的黃昏處境中，泰雅人如何因神學啟蒙進行身份自覺，堅持要作基督徒，也要作泰雅族，鎮西堡如何運用祖靈祭精神反餽新教倫理，如何轉換「愛」的上帝為公義，結合教會組織進行土地、傳統文化的復振運動，並以案例說明「惡」的轉變及新舊信仰彼此如何並存於現代的部落生活中？
本文透過語言、部落空間與意義的再理解，首先進行泰雅族前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環境下，專有名詞意義與社會單位、文化特性的再釐清，說明典範論述「祖靈」信仰的錯誤，並解釋傳統信仰對象的各自作用範圍，儀式意義、象徵內涵與社會結構、社會實踐的對應，在這個基礎之上本文論述了過去泰雅研究在唯心與通則式理解下，所未曾注意的物質生產與泰雅人信仰、社會結構、實踐與終極關懷的密切關係，最後重新反省人類學泰雅研究上殖民論述與知識論建構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