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讓歸屬於國家或社會的每一個族群成員，感受到被公平而尊重對待，可以由法制建構、政經權益分配、教育文化與社福醫療資源挹注以及公共建設推展等層面去觀察。

平心而論，自1994年修憲，制定臨時條款，對於原住民族名稱、民族行政機關層級、民族身分取得、國會席次，乃至原住民族教育、工作權等事務項目的內涵，均有相當的提升；其中最受矚目的如原住民族委員會成立、原住民族學院設立，以及原住民工作權保障法規、原住民族教育及原住民族基本法立法等，象徵台灣社會尊重多元族群及文化的具體實踐。而自1956年開始辦理迄今的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更是全世界唯一的創舉。

台灣社會確已大幅調整並改善面對原住民族的態度與作為，證據之一即是近年來原住民族人口的增加，以及長期被認為已經漢化的平埔族群刻進行的認同、正名與返回的運動。如果原住民族一詞依然有如以往那樣深刻的污名，大概沒有人願意向它靠攏。

儘管如此，我們看見原住民族事務的法律與執行部門增加了，有些工作確實也做了，但是沒有很多「到位」。

舉例說吧！《原住民族教育法》要保障原住民接受其語言文化的教育權利，但是民族教育至今仍是一般教育的附庸，經費、師資、認證、教學環境的猶未周全，繼續讓原住民族語言文化朝向滅亡。原住民族學院設立了，開設的課程卻幾乎全盤沿襲西方學術規格，無暇紮實建立原住民族知識體系及其教學、研究，因之論者謂該院為「民族學」的院，而非「民族學院」！至於具原住民身分教師之明顯短少，以及學院以原住民族知識為教學研究範疇意願之持續闌珊，已是見怪不怪卻匪夷所思的現象。這些顯然跟當時原住民族社會期待的有很大的落差。

原住民工作權保障之執法確實嚴謹，但依法該足額進用原住民的公私部門，至今仍有許多是寧願繳交罰款，也不願認真尋找失業的原住民，認為比較省事；傳統領域調查確有GPS、GIS測繪、定位的調查報告，但也只是標準的書面作業呈現，真正掌管國家土地的內政部、農委會（林務局）、經濟部（國營會）、退輔會等，對於所謂「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的態度猶然是鐵板一塊，沒得商量，更不要提合作或補償。

《原住民族基本法》立法轉眼就要10年了，相關部會應該協商修改的法規無慮近百，但是願意讓步、妥協的機關幾乎不見，修法幾乎原地踏步，而晚生、規模又居行政院部會之末的原民會，要承受的艱辛與壓力實在沈重！

這幾年來，原住民族自治法以及土海法草案在各部會間的協商，遭遇的難題相同，只要碰到土地、自然資源、自治事務權限、經費等議題，即使原民會同仁認真搬出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兩人權公約」以及加拿大「第一民族」實施自治等先例，各部會對抗的態勢反而更加明顯，聯合防禦原住民族「越界」的行動也更為團結！

其實自荷人治台，對原住民部落與居民即有特殊的管理模式，即各區議會Landag定期召集各部落頭人，宣示措施，並給予權杖、禮冠以顯其權威，期望政令落實；其後清廷概以生、熟番籠統區別，消極以隘勇、土牛線分隔、分治，亦是另一統治思維；而日人直接設置「理番」部門嚴格管控，原因也是察覺原住民族文化習俗與漢民的大不同所致。而今台灣高倡多元文化主義，更該認識、尊重不同族群的條件、需求的差異而在政策上改弦更張的理由。

原住民族要的不多，原鄉永續、都市部落的孩子能說族語、接受比父母好的教育，成年人有工作，有理想者有雙會飛的翅膀，再多一點自主的空間，多一點自己的顏色，而前景可以期待，如此而已！若要實現，讓良法美意都到位吧！（成大台文所教授）